最忆是杭州
尽管结论莫名其妙，令人不快，但爸爸毕竟获得了人身自由。1972年12月30日才得到这消息，爸爸已经蠢蠢欲动了。第二年春天，他就来到了杭州。
致新枚的51封信中屡屡提到要去石家庄，为什么突然想起了要去杭州？爸爸在1972年5月19日的信中是第一次提到想去杭州：
此间清和四月，柳絮已尽。窗外一片绿荫。我很盼望初秋到杭州去一下，到石家庄去一下。
在1972年9月26日的信中又一次提到。由石家庄改为杭州：
看来不久我可到石家庄，或你们来探亲。如果我嫌路途劳顿，不如把路费给你们作自费探亲之用。（吟按：当时有规定，如夫妇已团聚，4年可公费探父母一次。没到4年就要自费。）我又想到杭州。
1972年5月9日提到想去杭州，可能是因为那季节使他想起了马一浮先生在抗战期间写的诗句“清和四月巴山路，定有行人忆六桥。”爸爸也怀念起杭州的苏堤六桥来了。
同年9月26日又提到杭州，而且提得比较具体，我估计有两个原因：一是过了六七年囚禁般的生活，十分向往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杭州；二是自己觉得体力不支，有余年无多的预感，想见见住在杭州的亲姐姐，而新枚好毛毕竟年轻，可以到上海来探亲。
那时我们都要上班，要陪同曾经是“牛鬼蛇神”的父亲出门而请假，是不会被批准的。幸而胡治均先生有空。他反正已被降职为抄火表的工人，每月只要完成抄表的任务，就没事了。于是由他陪同爸爸去杭州。
那是1973年3月。在杭州逗留了约六天。胡先生1987年在《西湖》杂志8月号上发表了《西湖忆游》一文回忆其事。今摘录几段如下：
丰子恺先生最后一次赴杭，是在1973年3月下旬。……除了上海，杭州可说是丰子恺先生的第二故乡。……满姑是丰先生的三姐……我们这回在杭州见到她的时候，已是中说：
解放后，着名高士马一浮先生，受到党和国家的关怀和尊敬，让他住在这里著书立说，颐养天年。周总理十分推崇马老先生，五十年代曾有位国宾来杭，周总理郑重向他介绍，说马老先生是我国当代理学大师。岂知“红卫”军兴，一些“小将”“司令”无视党和国家政策，竟将吧：
久闻“立马吴山第一峰”的城隍山，听说如今已能以汽车代步上山了。我虽多次到过杭州，却从未登过此山。据丰先生告诉我，过去城隍山上庵、庙、观、祠，鳞次栉比，星相医卜，百耍杂陈，是一个雅俗共赏的去处。先生知道我没有去过，欣然助兴，说是解放几十年来，自己也未曾上去过，于是我们决定上吴山。
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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