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爸爸丰子恺作者:丰一吟
第44章
爸爸给我们每个子女都画的那套四季屏，我的一套被美术学校的学生抄家时抄走了，所以当时爸爸的画在我手头一张也没有。数年前，我二哥送了一幅小画给我，我受宠若惊，如今一直挂在我书桌左壁上。
爸爸去世后我拿到的一幅小书法———陶渊明的四句诗“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则挂在右壁上。当时我选取这幅小书法，只是因为爸爸在那套“精品”画中有一幅是画我，画题正是用的这四句诗。如今这四句诗悬诸左右，正好成了我的座右铭。十余年前，我把这幅画清除颜色，印在我的名片反面。我的晚年就是在爸爸这四句诗的勉励下度过的。我为研究爸爸的生平和创作，从未浪费过一分钟。因为“岁月不待人”啊！尤其不待我这80岁的老妪！
重见天日
我想说的不是中国人民重见天日，那种欢庆就不必谈了，那不是从内地回到江南故乡的欢乐，而是从地狱回到天堂的欢乐。我在这里只谈爸爸的画重见天日。已经有12年了，报刊上看不到爸爸一幅画、一篇文。
1978年4月23日的《文汇报》“风雷激”副刊上忽然登出了爸爸的一幅《山到成名毕竟高》。亲友们奔走相告，家属们欢喜雀跃。其实那并非为专门介绍丰子恺的画而登出的。那幅画只是作为插图陪衬一篇文章。文章题目叫《数学家的诗篇》，作者是复旦大学陆士清，内容是歌颂苏步青先生的。只因《文汇报》有一位先生持有此画，他想让12年没和读者见面的丰子恺露露面，便作为此文的插图悄悄地“塞”了进去。这一炮打得好！爸爸的作品重见天日了。
由于这幅画下面载了“丰子恺遗作”五个字，看到报纸的读者方才知道他们所敬仰的老画家已经不在人世。爸爸去世后新加坡、香港等地的报道，当时国内是不可能看到的。全靠这幅画登了出来，起了讣告的作用。在他生前，老友叶圣陶、钱歌川先生先后来沪时曾要求和他见面，陪同的人都不让见，使爸爸失去了与老友诀别的机会。
就在这1978年，广洽法师从新加坡来上海，致祭于爸爸的灵前，洒了一地泪水。香港中文大学老师卢玮銮小姐（笔名明川、小思，后为中文系教授）来到上海，在她慕名已久而终未谋面的艺术家遗像前泣不成声。还有难以计数的虔诚的读者为一代艺术家写悼诗，表哀思。
1978年年末，上海文艺出版社为《往事与哀思》一书来约我写一篇回忆爸爸的文章。我从来没有写过文章。他们介绍我去向王西彦先生请教。1979年1月，我写出了《回忆我的父亲丰子恺》一文，近一万字。
1980年，那时我刚从上海译文出版社转到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室，不久就有浙江文艺出版社来向我和宝姐约稿，要我们编《丰子恺文集》（7卷本，其实就是全集）。1990年9月，文集艺术卷4本出版（共322篇文），1992年6月，文学卷3本出版（如日记一天算一篇，诗词和书简一则算一篇，则共753篇）。全集共3184000字，收1075篇。由于我身在外国文学研究室而做的却是“丰研”工作，就没有评上高级职称。退休后补申请，才得了一个“副译审”的空名衔。
文集出版后，宝姐和我就开始计议编《丰子恺漫画全集》。其实从1988年开始，我们就已开始在徐家汇藏里啃面包找资料了。1998年正逢爸爸百岁诞辰，京华出版社得知我们正在编漫画全集，便来约稿。1999年2月出版，起初出16卷本，共收漫画四千多幅。2004年4月又出9卷本。
到我写这段文字时，重新出版爸爸作品的书已经多达162种。研究介绍他生平作品的书也已有85种。还有拍成电视介绍他生平和作品的纪录片也已有13个。
妈妈也走了
爸爸1975年离世后三年，我的小家庭和母亲就于1978年5月23日搬到了漕溪北路。那时还没有可以买卖房屋的规定，要搬家，只能以房易房。漕溪北路当时是市稍，不大有人愿意把市区的房子换到这里来。但我们看中了这里的房子是一套套单独的，不必爬楼梯。我们急于离开是非之地，所以通过画院由文化局替我们调换成功了。
妈妈搬到这里，高兴极了。因为陕西南路不仅已有了三四家邻居，而且我们住在二楼，厨房却在楼下，很不方便。有一次妈妈在床上呕吐，双手捧着污物，叫唤厨房里的保姆凤珠阿姨却叫不应。一直等到我女儿放学回来上楼才看到。如今一家人和厨房洗手间都在一个平面上，妈妈不仅唤人方便，还可以到厨房去看看煮什么菜，上厕所也不必跨几步扶梯。
妈妈在这里度过了5年安稳的生活，于1983年4月10日去世。她比爸爸寿长10年。爸爸是虚龄78岁去世，妈妈则是88岁去世。妈妈是1980年跌了一跤骨折，躺了几个月后虽能搀扶着走路了，但终于因脑血栓而去世。
由于那时我在爸爸的事上已开始忙起来，所以服侍妈妈的主要是我丈夫阿崔（崔锦钧）他当时已退休回沪。他是至孝的人，而且吃苦耐劳。我至今还记得送妈妈去龙华医院复查接骨情况时的情况。那时不但没有私家车，连出租车也无法叫到。我们雇了一辆“黄鱼车”，就是人踩的三轮货车，由宝姐扶着让妈妈平躺在车上去医院。黄鱼车踩得很快，我跟不上。六十多岁的阿崔硬是小跑步紧紧跟随着。虽是隆冬，到达时他满头大汗。得知接骨情况良好，可以慢慢锻炼了。那时也是阿崔双手搀着妈妈双手，自己退走，在走廊里甚至扶梯上慢慢地让她锻炼。妈妈后来得了老年痴呆症，发作最厉害时大骂我和阿崔，这是患这种病的人的特征之一。不过不发作时还和常人一样。
我和宝姐在妈妈已不再能走动只能坐在椅子上的一段时期内，经常陪妈妈说话解闷，还利用录音机把我们说的话录下来。例如给她念诗词，念心经，讲故事等等。宝姐不来或我没空时，我就把录音重新播放。妈妈青光眼，“文革”时期一只瞎了，开了刀，保留了另一只，那时也不大看得清楚了。她以为我们又在她身旁讲了。录音机这东西真管用。
妈妈长期卧床时，我们怕她生褥疮，异想天开地把她的上半身垫高。那时元草哥正好回沪探亲。我们两人去买来一些沙发内用的棕榈条，加上棉花，加上布套，制成了一块十几厘米高的正方形的床垫，让她的上半身睡在这垫子上。我买来一个橡皮扁马桶放在她的下半身。这样，既解决了大小便问题，又不至于生褥疮。
可是，千方百计，还是留不住妈妈。有一天她突然没声音了。赶快送淮海医院，才知她得了脑血栓。经医治后出了院，我们托卢永高先生买来一只医院用的病床，可以摇起来让她换换姿势的。可是这床才睡了几天，1981年4月10日半夜，妈妈说了一句模糊不清的话，就永远离开了我们。
事后，我一直在想妈妈最后说的那句话。共5个字，发音是“我拂神功了”。那时新枚正在上海。我们琢磨了一阵子，恍然大悟。妈妈是要告诉我们“我不行了”。用石门话来说，是“我不成功了”。“成功”在石门话里是“行”的意思。我至今一直在想：人凭什么感觉知道自己快死了？在电视里常看到快死的人往往有此预感。可从来没有人再活过来告诉我快死时是什么感觉，就像从来没人死了又活过来告诉我究竟有没有“阴间”？有没有“天堂”？有没有“地狱”？有没有“轮回”？
唉，这些都不去想它了。在世的时候好好做一个人，多帮助别人，多造福人类，这才是现实的事！
重建缘缘堂
爸爸在《还我缘缘堂》一文中说：
“在最后胜利之日，我定要日本还我缘缘堂来！”
可是，日本终于没有还我缘缘堂。缘缘堂是靠我们政府自己和新加坡广洽法师的捐款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