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料被爸爸这首词说中了。1945年8月10日之夜,果然传来了我国胜利的大喜讯。全家欢欣鼓舞之余,一人一句写下了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诗。
爸爸画了很多幅《。文中说:
我所敬爱的两位老师的最后消息,都在我行李倥偬的时候传到。这偶然的事,在我觉得很是蹊跷。因为这两位老师同样的可敬可爱,昔年曾经给我同样宝贵的教诲;如今噩耗传来,也好比给我同样的最后训示。
爸爸对这两位老师的感情确实非同一般。平时经常对我讲他们的事。关于弘公的回忆,后来他都写成文章。这一回,爸爸也对我讲夏先生的事。他说:
夏先生是对世事多愁的人。他看到周围的亲友发生什么不快的事,都要真心地为他们担忧。这八年来他处在水深火热的上海,不知道添了多少忧愁。唉,听说有一个时期,他们家里一天只吃两顿饭,就是我们叫“扁担饭”的。……过这样的日子,怎能不促使夏先生早逝!这一笔账,也要记在日本侵略者头上!
我听了这番话,暗自思忖我们一家幸亏逃了出来。不然的话,爸爸一定也会遭难。因为他懂日文,名气又响。如今我们能平安地回老家去,真是万幸!
可是为了回家乡,爸爸简直和逃难时一样操心。后来他终于作出决定:“人家都走空中,走水路,我走陆路;人家东归,我先北上,然后走陇海路!”
第三章湖畔小屋时期
比逃难还辛苦
1946年7月上旬,在胜利后将近一年时,我们终于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托庇我们近四年的山城。逃出来是10个人,走陇海路回去的是8个人:爸妈,我和元草哥、恩狗,以及先姐慕法哥带着他们的长子宋菲君。菲君那时才4岁,吃饭时,爸爸用一部两本头的《辞海》垫在凳子上,让他坐高些。这部《辞海》本来是给恩狗垫着坐的,恩狗已8岁,可以让给他外甥用了。
爸爸在浙一师时的同学周元祥之弟周元瑞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同行,倒也热闹。一路在餐馆吃饭时,周先生总要他们上一个“高汤”。我们后来才知高汤是免费的,味道倒也不错。
我们先坐长途汽车到绵阳。在绵阳等候摆渡,一等等了4天。记得那时我们住在一家旅馆里,被头上有黄迹,妈妈闻闻看,说是屎的臭味。我们习惯了种种苦难生活,都不在乎。
我还记得慕法哥去菜市买一条大鱼来,做鱼丸给大家吃。久不吃水产的大人们都很高兴,只有在缺少水产的川贵长大的我,并不觉得这是享受。
摆渡后经剑阁,大雨倾盆。车顶的行李湿透了,无法使用,只得拿下来卖给当地人。所得之钱,倒也有一张车票的数目。那两百多幅专供展览用的裱好的画也在车顶,幸亏包扎得好,只湿了一部分。
到广元后换车,进陕西省,经汉中到宝鸡。夏宗禹先生有兄弟和母亲住在宝鸡。我们受到了热情的招待。在这里也看到了以前只是传闻的窑洞,住在里面冬暖夏凉。
从宝鸡搭上火车,走陇海铁路往东行。原打算一直到徐州,再南下,回到盼望已久的江南。到达郑州时,铁路桥被日寇炸毁,只好坐船过了黄河另上火车,于8月1日到达开封。但前方兰封(今兰考)正在打内战,道中有阻,便在开封耽搁下来。
说起当时的陇海路,不知是不是火车后面拖的车太多的关系,好像有气无力,开得很慢。那时我们搭的不是如今的客车,而是车厢中间开门的。车内没有座椅,反正我们带着行李铺盖,坐自己的“软席”,倒也挺舒服。由于车开得慢,有人时时跳上来卖开水等。我以为那人是从附近村子跳上来的,可是过一会儿,他又上来了。咦!难道他一直跟着我们的车?这时忽然发现我们车厢里有人跳下了车,过一会儿又上来了。我从他的动作看出,原来是下去小便!而那个卖东西的人原来是从邻近的一个个车厢走过来的,走了一遍再走一遍。火车之慢可想而知。
火车每次过山洞时,我们总是一脸烟灰。因为后来我们是坐在车厢连接处的。我只见到别人脸上有,别人却见我脸上有,大家哈哈大笑。我们也曾在火车停驶时下黄河边去用脸盆舀水打算洗脸,岂知三分之二是泥浆。
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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