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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日子过得飞快。
因为学校是全封闭军事化管理，上交手机，一个月只放两天假，我家又离得太远了，所以我放假也不能回家，只能我父母两个人交替着每个月坐火车来看我。
高一的时候，学习还不那么紧张，我每周都会给父母打两三次电话，告诉他们我过的很好，课业有点难但是我能适应，同学和老师都对我不错。我也会给谭谅和付远书打电话，把跟父母说过的话再跟他们说一遍。
我总是担心谭谅的病，怕他出什么事，但是索性高一一年过去，都没什么事，我放寒暑假回家的时候也回老房子那边看过他们，他们还和往常一样生活着，平淡而惬意，我也就慢慢地放心下来了。
我父母担心把房子租出去可能给谭谅和付远书带来麻烦，就把房子改成了短租民宿，每个月就租出去那么几天，大部分时间都空着。
我上了高二，要分文理科，我的文科很好，但是学校理科很强，我高一的那个班就是用来培养理科实验班的，所有老师都告诉我理科出路多，就业好，只要我在这个班将来一定错不了，如果去文科可就不一定了，文科人少，学校相对来说也不是那么重视。
但是这一年下来我慢慢感到吃力，成绩也在下滑，我想不出如果学了理我以后想要干什么。但是我对文科的兴趣很浓厚，又喜欢写东西，文科应该是更适合我的。
我父母高考的年代已经太远了，给不了我什么帮助，我自己一个人纠结了很久很久。
付远书给我讲了他高中的时候学理科的经历，帮我分析各方面的因素，最后鼓励我跟着自己的心走，勇敢地选文科。我那段时间总是摇摆不定，就总是去絮絮叨叨地重复我心里是多么纠结，虽然他每天上班也很累，但是他说他永远欢迎我跟他煲电话粥。
后来我还是选了文科，全班只有两三个人选了文科，我就是其中之一。
课业从九科变成六科之后我的成绩上了一个台阶，冲进了文科的清北班。
其实我真的很感谢很感谢付远书，在面临人生重大决策的时候，有个人愿意鼓励你坚定地去选择某一条路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一旦走错，你第一个记恨的就是那个告诉你怎么选的人。
但是付远书却这么做了。
冲进清北班之后我就肉眼可见的繁忙了起来，电话从每周的两三次，变为每周一次，再变为两周一次。
电话里的谭谅和付远书还是老样子，他们跟我说话的语气还跟一年前一样熟稔，仿佛我从没有离开。
我的父母还是每月交替来看我，每次在校门口接我的都只有一个人。
但是高二下半学期的成人礼，随着家长入场的广播响起，我站在队伍里，看到有四个人向我走来。
我父亲捧着礼帽，我母亲拿着父母给孩子的信。
谭谅和付远书跟在我父母身后，每人手里拿着一小束鲜花，冲着我微微笑。
我冲上前去抱住他们，父亲给我带上成年礼礼帽，母亲郑重地递给我成年寄语信，谭谅和付远书把花塞进我怀里，礼炮响起，嘈杂声中他们的声音格外清晰。
他们说，恭喜你，从今以后是个大人啦。
成人礼过后我拉着他们和我父母一起参观校园，校园里面还没走的同学们纷纷侧目，有认识的人凑上前来问我后面两个是你哥哥吗，我说是，比亲的还亲。
然后我们去吃饭，我父母说如果没有初中的时候付远书和谭谅辅导我，我学习不会进步那么大，就考不上那么好的高中了，分科的时候可能也不会那么毅然决然的选文科，他们觉得付远书和谭谅也算我成长中不可或缺的人，于是邀请他们一起参加我的成年礼。
那一天谭谅也少见的喝了一点酒，他和付远书跟我碰杯，祝我成年快乐，又送了我一个Ipod，里面有一首给我写的歌，谭谅说付远书把对我的祝福写成了歌词，他谱的曲，他们俩一起演唱的，这是他们能想出来的，最用心的礼物了。
耳机里熟悉的声音轻轻吟唱着，我心里感动的一塌糊涂。
十四
高二这一年，我只有在寒假的时候才短暂的回了一次家，暑假我去参加了某个大学的夏令营。清北班的进度比较快，因为已经进入一轮复习的缘故，寒假也只放了两个星期，除去过年陪父母走亲戚写作业，我没剩多少时间跟付远书和谭谅相处。
他们俩安慰我说没关系，等高考完，我就自由了，想来玩多长时间就来玩多长时间。
高三我开始准备为高考冲刺，清北班的压力很大，空闲时间很少，我的心理状态又不太稳定，我只能每个月给家里打个电话，三言两语就挂掉，跟付远书和谭谅的联系也骤然少了起来。
高三的寒假我没有回家，父母来省会这边陪我过年。
除夕那晚，我给付远书和谭谅打电话，以往都是付远书说的多，谭谅说的少。但是这一次，付远书却没说几句，一直是谭谅在跟我说。
我当时没觉得有什么
', ' ')('奇怪，可之后再回想起来，就会发现很多端倪。
谭谅那天有些咳嗽，说话的时候感觉气也不太足，语速比较慢，但是他的语气挺轻快的，听起来心情还不错。
他问我以后想去哪上大学？报考什么专业？想做什么工作？
说实话当时我还没有想好，只是模模糊糊的有一些概念，于是我跟他说，我想去北京上学，可能会学新闻与传播，以后做一名记者。或者学法律，做一名律师。
谭谅说记者很好，律师也很好，我一定会实现自己的梦想的，一定会成为一个很好很好的人。
他又絮絮叨叨地说，说北京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先进，发达，适合年轻人发展，离家里也近，想回家很快就能回家了。
我们两个闲聊着，从大学生活，谈到工作生活，从恋爱择偶，谈到结婚生子，他用那种很不经意的，轻松地语气，为我描摹大人世界的模样，委婉的告诉我这世界光鲜亮丽的背面，有什么黑暗在不为人知的地方滋生。
他甚至没有避讳自己的病，告诉我安全性行为的重要性，如果以后结婚了，一定要做好婚检，还是有一部分报复社会的艾滋病人会隐瞒病情，一定要小心。
我们真的聊了很久很久，那时我以为谭谅是因为过年喝了酒，正好又赶上我要高考了，才会说了这么多收也收不住。我上了高中以后跟付远书和谭谅的交流一下子锐减了很多，谭谅又是一个不太外向的人，我已经很久没有跟谭谅这么好好聊过了，所以虽然觉得他想的有点远，但是他对我掏心掏肺说这些话，我就已经很开心很开心了。
我们一直聊啊聊啊，直到指针快指向十二点了，我父母叫我去吃饺子，我才应了一声，谭谅估计也是看了看时间，觉得这段通话差不多应该结束了。
他在电话那头轻笑了一下，说：“行啦，今天就这样吧？马上就要上大学了，就不能叫你小姑娘啦，一转眼，你就要有你崭新的人生啦。”
“那就，祝你和你父母新年快乐哦。”
明明是一通拜年的电话，却像是他认认真真的一场告别。
我“嗯”了一声，不知道为什么，有些想哭，慌里慌张挂了电话，跑到餐桌前去吃饺子。
指针正好指向零点，新年旧年交替，窗外漫天烟花在空中映出一片白昼，随着瞬息绚烂陨落，将烟火气洒向人间。
十五
高考前最后的一个月，学校为了保证我们专心备考，心理上不出现大的波动，切断了我们与外界的通讯。
切断电话的前一天，我一下课就冲回宿舍抢占了电话，先打给了父母，再打给付远书。
我打给谭谅，谭谅没接，我又打给付远书，付远书说马上要上一台手术，就匆匆挂掉了。
我当时觉得有点奇怪，还想打给电话再跟父母确认一下，但是排在后面的同学在催我了，我就没有问成。
那之后，我每天除了写卷子，就是背书，人已经有点麻木了，唯一可以放松的时候，就是在每天晚上走在回宿舍的路上，望着星空，想象着自己已经考完了，盘算着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冲出校门口，先抱抱父母，再抱抱付远书和谭谅。
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不由自主地傻笑。
好像有他们在，我就有了最最坚实的后盾，不论结果如何，都有人接我回家。
高考其实很快的，我的内心也很平静，直到我走出考场，远远望见校门口，我才意识到我一直期待的欣喜，终于要来了。
我慢慢地随着人群向校门口走去，每走一步，我心里那巨大的喜悦便苏醒一分，它是如此强烈地占据了我的心神，以至于我根本没在乎那一点不安。
我走到校门口，跟父亲击掌，跟母亲拥抱，跟认识的同学挥手告别。
我没有看见付远书和谭谅。
可能是因为忙吧，也许他们在家等我，我想。
我蹦蹦跳跳走在路上，还是没忍住问了父母一句。
付远书和谭谅呢，他们没有来吗？
我父母的脚步停住了，我父亲说了一句什么之后，我听到的其他的声音都模糊了。
谭谅走了，他病发了。
那天天气很好，阳光晴朗，可我那原本填满喜悦与期待的心腔却淋了一场暴雨，瞬间冲垮了一切防线，只剩彻底的冰冷。
那一路，不管考的怎么样，几乎的考生都是笑着走出校门的。
只有我，眼神空洞，如同行尸走肉一般，引得路人纷纷侧目。
其实说起来，谭谅自己很注意身体，又有付远书照顾着，他的发病期来的已经很晚了，起码比其他同龄患者强很多了，只是因为我们是在是太过熟稔，他平日里又太像一个健康的人了，以至于我们常常会忘记这回事。
其实他在我高二的时候就经历过一次病发了，只不过当时治疗的很及时，没过几天就出院回家了，所以他们就没有告诉我。
我成人礼过后，谭谅开始出现发病期的症状，他的淋巴结持续肿大，会周期性
', ' ')('发热，人也瘦了很多，全身无力，肌肉疼痛，食欲减退。就这么过了两三个月，他就因为全身的各种感染住进了医院。
那个时候病毒开始慢慢侵占他的身体，抗生素渐渐失去作用，他就已经开始忍受永不停止的头痛，还有并发的抑郁与焦虑。
就这样整整持续了九个月。
我想起他过年时给我打的那个电话，他的轻咳是因为在极力抑制肺部感染带来的痛苦，他气息不足是因为肌肉疼痛带来的倒气，他一面被一步步拉进无限逼进死亡的深渊，一面一字一句地认真叮嘱着，为我勾画着美好的未来。
他那样认真地跟我告别，我却一直没有听见。
谭谅住进医院后，付远书和他就一直委婉地拒绝我父母的探视，说没什么大事，也叮嘱我父母千万不要告诉我，怕影响我高考，所以直到他一个月前因为艾滋病引起的恶性淋巴瘤去世，我父母都一直以为谭谅不久之后就会出院。
可没想到这一别，就是再也不见。
他笑意盈盈地答应送我去上大学的样子永远定格，他和我的一言为定再也无法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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